星期一, 4月 03, 2006

對牛彈琴﹕卡繆《瘟疫》的啟示

為了寫一篇 Jotting
嘗試找瘟疫的評論
卻誤打誤撞找到了一篇李歐梵的作品..




對牛彈琴﹕卡繆《瘟疫》的啟示 .李歐梵
亞洲週刊 十七卷二十期 2003年 5月 18日


香港人比《瘟疫》中的奧蘭城市民積極多了,醫護人員不懈不休,民間發動籌款活動,演藝界全情投入,顯示港人已開始同舟共濟,發揮一股凝聚社區的力量。

李歐梵,哈佛大學教授、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、香港科技大學榮譽博士。現任香港科技大學客座教授。著有《西潮的彼岸》、《浪漫之餘》、《上海摩登》和小說《東方獵手》等。


一個月前,香港正逢非典型肺炎高峰期,港人的反應令我失望,遂在此欄以卡繆的小說《瘟疫》為例,批評港人自私自利,並以其中某些「存在主義」的積極精神,與香港人共勉。不料卻惹來老友戴天的反應,在他的《信報》專欄中譏我對牛彈琴﹕意似在警惕港人,其實無甚意義。

不錯,文學作為「解藥」,人家連看都不看,又如何發揮藥效﹖其實,如果只講效用的話,文學可能是世上最無用的東西,何況是對抗這個「非典型」疫症﹖﹗但至少對我而言,文學經典一讀再讀之後,會令我反省。卡繆的小說敘述的不只是瘟疫,而是瘟疫背後的一種人生的存在狀況,正如戴天所引述卡繆《手記》裡的話﹕「我試圖以《瘟疫》來表達我們所受的窒息,以及我們所經歷的威脅與流放處境。我同時還想把這種表述,推衍到總的生存概念上」(AlbertCamus﹕Notebooks,1942-1951, P.53)。

一個月後,香港人也許有點「窒息」和「流放」的感覺吧,但並不見得像卡繆小說中描寫的那麼嚴酷﹕奧蘭(Oran)被鎖城之後,全城的人無所適從,每晚湧至各酒吧買醉,娛樂節目更是少得可憐,電影院演同一部影片(因新片運不進來),甚至歌劇院也只能演同一齣歌劇——原來一個外地的歌劇團來奧蘭演出,也被放逐於此,所以節目只有一個,直到男主角在台上暴斃。但觀眾依然每週末前來捧場。

以現在的眼光看來,奧蘭城的人也未免太大意了,不見戴口罩,最初也找不到解藥。卡繆筆下的奧蘭人是一群庸庸碌碌的烏合之眾,沒有任何生命的目的和意義。卡繆以此為背景,來襯托幾個主要人物——醫生、神父、新聞記者、公務員(還有一個投機份子)——的勇氣,這幾個人志願組成一個「衛生隊」(sanitationsquad),到處去救人,明知救不了人仍然要以行動來代表個人的「存在」。這是典型的卡繆式的「英雄主義」,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佛斯(Sisyphus)一樣,把巨石推上山又摔了下來,如此不斷的持續,「我猜西西佛斯是快樂的」,卡繆如是說。

我猜香港人終究也是「快樂」的,但和卡繆想像的不同。非典肆虐初期,醫護人員雖手忙腳亂,「掉以輕心」(這成語是目前媒體最常用的字眼),但不久後就逐漸發揮專業精神,甚至不懈不休,贏得世界各地的敬佩。相形之下,台灣最近某兩家醫院醫療人員的表現就不夠專業精神了。香港醫院的前線人員逐漸得到廣大民眾支持,幾家中英文報章發動捐款,數日間籌到幾百萬,成績斐然﹔演藝界人士更是唱做兼備,在精神上鼓勵港人﹔電視和報紙每日詳細報道非典情況﹔地鐵站到處是多多洗手和齊心愛香港的廣告﹔甚至在金鐘站我竟然也發現一家店專賣防肺炎的飲料﹗所以,我覺得香港的「市民社會」又復甦了。

這可以說是香港的文化特徵﹕媒體鋪天蓋地,廣告無所不在,在平時往往製造視聽污染(譬如小巴上的電視節目),但在紛亂時卻比政府更有效地鼓舞人心。已有不少專欄作家指出﹕這股社會力量不容低估,它不但為港人提供一個「出氣」的空間,更可發揮凝聚社區的力量。一個冷眼旁觀的外地人告訴我﹕香港政府高官表現得愈差,香港的市民社會就愈活躍,甚至處處採取主動,領導政府。

所以,即使港人不會看卡繆的《瘟疫》,也比《瘟疫》中的奧蘭城市民積極多了。據說《經濟學人》近期曾把香港比作卡繆筆下的奧蘭,幸災樂禍,我猜這位記者未免有點自鳴得意,難道法國文學只有你們西方人才看得懂,才有發言權﹖如果一個香港醫生在前線奮鬥回家,暇中竟然也要翻看這本小說,我猜他的反應大概如下 ﹕Dr.Rieux(書中的主角醫生),你有沒有搞錯﹖在這樣緊急關頭,你怎麼如此被動﹖你也不見得知道如何照顧分離在外的妻子,她終於因肺病不治而死(我看病情比「非典型肺炎」輕得多),而且剛好死在奧蘭城鼠疫過後、全城歡騰之際,也許你罪有應得。

誰說文學無用﹖誰說我在對牛彈琴﹖我的自嘲心態難免也含有些許「唐吉訶德」式的精神,明知港人只看《心靈雞湯》等消閒作品,不看文學名著,卻偏要不厭其煩地闡釋文學經典。妙的是我此次重讀《瘟疫》反而有點失望。我失望的不僅是小說中的幾個「英雄」深度不夠(至少沒法和杜斯陀也夫斯基或卡夫卡的作品相提並論),而且是在敘述的方式太過客觀低調,把這個「集體化」後的奧蘭市民描寫得一無是處,毫無個性。我從來不會用此法來描寫香港人。

卡繆在《手記》中也說過另一句話﹕「人值得尊敬的地方還是比卑鄙的東西多」。卡謬以虛構的小說《瘟疫》作見證,我覺得香港人在現實生活中,早已把這句話的深層意涵表現出來了。當然,《瘟疫》中的奧蘭城被困有一年之久,香港才兩個多月,「長此以往,怎麼辦﹖」我在上文中提出這個問題,現在的回答是﹕既然香港人已經開始同舟共濟,就這麼辦吧,說不定有朝一日我還會斗膽為卡繆的《瘟疫》寫一個香港的續集。

沒有留言: